一篇名为《正是故乡花开时》的文章，文字不长，却让人震撼不已，作者滕刚用近乎诗意而幽默的笔调描述了农民与农药：

……我看到农药瓶总会想到死亡。我乡下的亲友们则说他们看到农药都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把它一饮而尽的冲动。真是奇怪，农药是治虫的，但在老家，农药不仅用来治虫，它越来越成为家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没有农药的时代，老家人自杀方式通常是上吊、跳河、撞墙、割动脉。自从有了农药，喝农药成了他们自杀的唯一方式。当一个人爱别人爱到极点时他(她)可以喝农药；当一个人恨别人恨到极点时他(她)也会喝农药。夫妻、婆媳矛盾，也是通过喝农药解决的。农药实际上已经成为老家人解决情感问题、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们捧起农药就喝，就像喝可口可乐一样。农药成为一种惩罚自己又惩罚别人的最佳选择。虽说农药使不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大部分人喝农药都被抢救过来……

这是多么残酷、多么黑色的诗意和幽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农村家庭承包制实施后，农药分散使用与储存，对于中国农村妇女而言，农药这种致死度极高、方便快捷的毒物唾手可得，这是她们以服农药为主要自杀手段的重要原因。当前，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毒化制品有三大类：一是有机磷农药，如“1605”“1059”“3911”“乐果”等；二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如“呋喃丹”“速灭威”等；三是巴比妥类药物，如“速可眠”“安定”等。在广大农村必须加强高毒农药的监管，必须尽快研制、推广低毒农药。可喜的是，2003年，中国政府已明令禁止生产、销售“毒鼠强”等高毒灭鼠剂，对非法制售的人员将追究刑事责任。

乡村自杀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可归结为农村医疗救护条件的缺乏与落后，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杀者变成“既遂”。公共卫生体系缺损使中国政府在应对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肆虐和自杀的高死亡率问题上窘迫不堪。

医疗费用的增长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医疗费用增长过快、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令多数农民望而却步，不少卫生院走的是以药养医的道路，以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