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现实是，相关机构对涉嫌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过低。罚款多的两三万，少的话两三千。对于用人单位几乎没有威慑力。”黄溢智告诉记者。

他介绍，原人事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的《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中明确，对就业歧视可以进行处罚，但在各地的《人才市场管理细则》中就没有制定处罚的标准。“具体落实上，还需要各地各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性文件。”

在他看来，行政机构的作用不应仅限于“仲裁与协调”，还可以增加对涉嫌歧视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提高威慑力”。

温语轩的成功，被视为“个人的一小步，就业歧视维权的一大步”。

黄溢智认为，这证明了一条新路径的可行性。“在司法实践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监管就业歧视。”

实际上，《再就业促进法》中有相关规定，劳动就业部门对就业歧视问题负有监管职责。“但目前相关细则不够明确，各地也未运用。长期以来，行政部门对就业歧视的监督，很大程度上成为空白地带。”

同时，各地行政部门的表态也千差万别。

他举例，2012年也有北京的女大学生向劳动部门投诉，举报就业性别歧视的招聘广告。但是工作人员最后回复说是“工作疏忽”，仅采取了“删除招聘广告”的解决方式。而这次，广东给了被歧视女生“一个合理的答复”。

他认为，各地行政部门对此类事件态度不一，最主要还是法律规定的实施细则仍不完善。“怎么处理、处罚标准都未明确，行政机构执行起来，也就有了差异。现阶段，我们也不能说处理不合法。”

黄溢智认为，行政机关作为的意义不仅在于这601元钱，还能激励更多当事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