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发生的内地小孩在香港小便被拍照事件，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有人说香港人看不得内地人是一种病，香港到底得了什么病？值得深思。抗拒自由行的原因可能更多。除拥挤不便的原因之外，可能还有心理病，例如感觉不爽症、娇生惯养症、反共恐共症，也可能真的有配套病，例如旅行团安排、酒店设施、交通安排、商场位置、景点安排等问题，还可能兼而有之。

经过考察，就可以发现香港得了什么病。如果是硬件不足，了解澳门是如何解决的，可供香港借鉴。如果是软件不足，则应当对旅游业的整体进行检讨，提高旅游业的软件水平。任何改革都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可以暂时不扩大自由行。
然而，如果问题不是旅游硬件、软件和人流的问题，而是心理病，则香港应当研究分析患了什么心理病，病因来源，然后对症下药。笔者以为，病因可能来自教育的缺陷、来自媒体的渲染。特区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适当的措施，积极加以解决。
——香港《文汇报》发表宋小庄的评论文章《反内地游客是一种心理病》

内地香港矛盾的裂缝

—— 这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吗(二)

严飞 2013年9月10日 10:54

暑假的时候，我和许骥在南京做了一场“你的南京，谁的香港”的主题讲座。讲座期间，观众席上有一位母亲向我们提问时，讲述了她孩子在香港某大学读本科时所遭遇到的来自本地生的歧视性言论，她的孩子觉得香港的学生对他有不少陌生的成见，思想上冲击很大，似乎根本无法融入本地生的圈子里。香港与内地游客的矛盾 香港内地矛盾事件汇总

相反的，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都同样来自内地，只有在内地生的小圈子里才会找到归属感。这位母亲很困惑，为什么在香港的大学里本地和内地学生群体之间会如此分化，又该如何帮助她孩子更好的融入到香港这个社会中？

这位母亲的困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特例，而是今日内地香港矛盾及两地社群分歧扩大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两地之间存有矛盾，这并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话题。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成功转型与腾飞，让香港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会，而彼时内地还尚处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内地人面前，香港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感自然成倍放大，“表叔”“阿灿”“灿哥”“灿妹”等嘲笑性用语，就构成这一时期香港人对内地人的集中的印象与认识。

但“表叔”“阿灿”登门拜访，嘲讽的语气虽说不好听，但毕竟还是一家人，并不会真正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和伤害。一座罗湖桥，天然地将两种制度区隔开，此时的矛盾，也仅仅停留在两地城市文化的疏离和社会经济表现的差异之上。

可是今天，罗湖桥已经不再是一个界限分野，在强调两地融合的大框架之下，“表叔”变成了“蝗虫”，一些激进的香港年轻人在街头喊出“蝗虫滚回去”，“强国人袭地球”——内地香港矛盾从未有像今天这般如此尖锐和对立，充满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在我看来，有两股力量在共同拉扯着香港这个社会，把社群矛盾的裂缝越拉越大。

一方面，从本土论述的角度出发，“两制”精神是否会被一种单一的政治模式所取代，这样的担忧已经逐渐演化为一种深度的焦虑。我常戏言，观察香港有三重境界，第一层境界，香港是个购物天堂；第二层境界，相比于内地，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第三层境界，香港已经不再那么自由了。香港与内地游客的矛盾 香港内地矛盾事件汇总

体制的失守，会导致更多激进的声音将政治的问题延伸到民间，将对政党的敌意无限拓展到对内地普通民众的仇恨之上。

例如今年7月底，内地一位来港探亲的大学生被一位为情自杀的跳楼女子砸中身亡。悲剧发生之后，本地的一些声音不是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反而不断辱骂不幸者为“大陆狗”“死掉算做了件好事”，并连带着抨击其他在港读书的内地生，“内地生抢占资源死得活该”。

对此，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提出，“这个年轻生命在香港灰飞烟灭之后被咒骂，暴露香港社会的扭曲心态，也带来巨大的警示：香港是否变成了一个冷血的社会？”（亚洲周刊8月18日《安徽青年香港悲剧启示录》）

同时，特区政府因为缺乏民意的认受性，所以在任何公共政策上，比如“限外令”（提高内地人在港买楼印花税），“限奶令”（限制内地水客购买奶粉数量）等，都会主动地选择偏向于本地人的福祉利益，借此希望可以提高政府的管治威望。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特区政府的威望因非普选产生这一政治死结的存在而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而这一系列政策又间接放大了民众在强大的外力面前因畏缩而自保的心态——保公立医院的床位、保香港宝宝的奶源、保本地生入学和就业的名额，其结果，民粹主义开始兴起，并发展成为排外的本地主义思潮。

另一方面，在内地这一边，在一些公共讨论上，也少见理性的思维和有远见的反思，反而是一些贴标签式的歧视性言论层出不穷，让人心寒。毕竟，一个撕扯的社会，并不会仅仅只由一种力量单方面加压形成。当两方都采用一种极度不理智的方式互相攻击的时候，只会愈发加深裂痕。蝗虫论的争端起源于北大教授孔庆东一句“香港人是狗”的辱骂。

在这之后，很多矛盾都在内地被添油加醋地挑动。典型的有在限奶令时，某财经杂志主编辱骂香港人是“无良猪脑”（网易3月21日《财经杂志主编怒斥香港限奶令为“无良猪脑”政策》），以及前不久某主流媒体指责香港“殖民地文化没有归属感”（三联生活周刊6月21日《Beyond撒了一点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

如果说，内地的这些杂音来自于他们对香港这个社会的不了解，来自于地域文化上的差异，那么很多在香港学习工作的内地优秀人才，他们每日都在与香港社会进行互动，与香港七百万人一起呼吸生活，理论上应该对这座城市有着更多的投入和感情。

但遗憾的是，这一批香港“中生代”——在内地出生在香港生活——却主动选择与本土社会做出切割。而这一点，在很多香港本土学者关于内地香港矛盾成因的分析中都被忽略了。

“主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消极的主动，主动将自己隔阂在门槛之外，采取一种避让的心态，认为自己永远只是香港的过客。他们只会把精力圈定在固定的活动空间（比如金钟、中环）和人际网络（比如港漂圈）之内，无论是占领中环还是城市保育运动，香港的这些风风雨雨都懒得理会，更不会投入精神去提升香港的品质。

另一种则是主动将自己与香港本土社会对立起来，永远秉持一套高高在上的大中华心态，用一套狭窄、闭塞甚至敌意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本土主义的崛起。在微博、在任何的网络空间上，都去抨击那些赞誉香港制度性优势的人和言论。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曾遭遇过这样的口水讨伐，似乎难以跨越这条相互误读的鸿沟。

这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吗？至少在目前，我未敢言乐观，这个社会在未来是否能够顶住压力而变成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还是陷入更为糟糕的政党内耗以及民粹化的激进局面？香港当然需要改变，但是改变需要来自于两股力量的共同发力。本土人士应该走出恐惧和愤怒，继续坚守香港的核心价值，法治、文明和理性不应该在一个强大的政权面前变得扭曲；内地的在港精英也应视香港为家，关心现实，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投入到这场改变历史的书写中去。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