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说，电影结束了，它给我的震撼一直没有消失。我认识莫言在前，看红高粱电影在后，而看他的小说红高粱又在其后。但是我心里隐约感觉到的是，以红高粱为标志的中国文学艺术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我年轻时酷爱文学，也做过文学梦，后来卷入到政治的漩涡里，亲身经历了文革对文化的摧残，我心甘情愿的放弃了这个噩梦。所以，我和莫言的交往，严格说不是因为文学的知音，也不是想作粉丝，至今我读他的作品也有限。但是，我觉得他对社会的解读，我有共同的认知，彼此能够理解，能够说上话来。八十年代，他每年都回家一两次，每次回家我们都有几次相聚和聊天的机会，莫言的作人总是很低调，他不像我看到的许多文人一样，借酒显示自己的狂放。他内心的狂放无羁，只是在作品里表达。有人说莫言不善言辞，其实是忽视了他的深沉。我的印象中，他很少说废话，不会胡吹乱捧，也不轻易背后议论别人是非，只是自己心里有数。我记得莫言曾经说过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生活，也嘲笑过一些小女生的不自重，但是他不多渲染。他在鲁迅文学院期间，我们几个人去过那里，可惜他和他的同学们都不在。我们看到他们宿舍里一张张普通的床上，竟然都能容纳下一个个中国的文学大牌，心中有莫名的感慨。据我观察，莫言其实不喜欢应酬，但是他也会把应酬作为他认识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年我约了他很多次，他都没有失约，他的心情也不错。我约他到我的家里，只记得一次。他好像是骑着自行车来的，那一次六、七个朋友在一起，酒喝得比较畅快，莫言表现出了比在官场上更多的兴致。莫言对我在城里的老房子，显然一直有印象。有人告诉我，莫言在今年还说到我的老家地势太矮，大雨容易进水。其实，我的老房子已经在几年前就拆迁了。我在莫言家里吃饭，也只记得有一次。那年他回家，不幸被自己家的狗袭击，就一直没有出来。我并不知情，去到他家后，他和我说起这件事情，还看了他的伤情。说话中，他和妻子邀我吃个便饭，我也没有推辞。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那狗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我记忆特别深的是，莫言说看到他家的狗被拖走后，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让他感叹唏嘘。后来我读他的散文，其中他和我那天说的，基本都写在一篇关于狗的文章里了。他的妻子是个质朴的女人，莫言外出的时候，她告诉我：大哥，说了你可能都不信，他每次回来往往是先忙着趴在桌子上写半夜，然后才能睡觉。她还告诉我，莫言太孝顺了，母亲死后他难受，什么也不说，就在夜里围着院子里的草垛转来转去，不停的走。我和莫言的交往，有些趣事，也有些遗憾。有一年他回家，我把他安排在自己单位的招待所里住，第二天一早我见了他，他笑着对我说，昨天晚上他闹了一个笑话。半夜里小急，没想到门反锁后他打不开了，门打不开，窗又是铁棍封住跳不出去，急得团团转。后来他急中生智，借用了一个暖水瓶的盖子解决了急需。我们便说便笑，互相都没觉得尴尬。还有一年，白棉花的小说写完出书之后，他把底稿给了我让我看。书稿是用格子稿纸写的，几乎没有什么修改的痕迹。后来我把这厚厚的书稿锁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以后去了南方也没取出来。几年后办公室在混乱中搬家，我的原来的办公桌竟然不知去向，莫言交给我的白棉花书稿再也没有找到。这次回家，我不死心，又继续寻找书稿的线索，知道已经没有可能了。我的痛悔可知，只好不去想。莫言把书稿给了我，再没过问；我丢了书稿后，从未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