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莫言相聚的时候，我们之间谈论文学的话题并不多。我曾经问他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那时他还是比较满意自己写的“透明的红萝卜”。他也曾经把“透明的红萝卜”小说集，题上名字送给我。真正和他探讨文学问题的，我见过的是当时的潍坊作协主席、作家老韩，他特意过来看望莫言，两人彼此尊重、轻声细语、气氛甚冾。我还记得韩主席问莫言，红高粱中剥人皮的淋漓描写是怎么来的，莫言回答说他看到过人们剥老鼠的皮，以此为想象。我还听说，潍坊分管文化的副书记曾经和莫言就文学问题有过不同争论，莫言不同意他的马列正统理论。莫言坚持自己的创作，有自己的原则。有一个很关照他的当地领导人，后来调到其他地方做领导，并且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他盛情邀了莫言，然后亲自陪同和安排，让莫言在那里住了几天深入生活，希望莫言为他代言。莫言以他的敏感察觉到当地的争议和民意，回来后一个字也没有写。

自从南下之后，我和莫言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有一次我读完了一本莫言的散文集，心情比较激动，因为正是这本散文集，让我豁然认识到如果把莫言看作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显然是不够的。说是一个思想大师，他也名至实归。我当即拨通了他的电话，和他交流我的新见解。他静静的听着，没有对我的看法直接说什么，然后他告诉我他最近刚刚从国外讲学回来，还告诉我他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参加一些活动一类的事情。莫言怎么认识自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自此之后，我心目中的莫言就不单是一个文学创作者了，他同时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