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她也借着阅读专业书籍和《晨星报》(Morning Star)练习英语，这份英国共产党出的报纸，每星期会在东柏林特定的店面出现一次，早到的人可以买到一份。

　　一开始，默克尔是物理化学研究所量子化学组中唯一真正在学术单位工作的女性，其他女性大多在行政部门上班。她没有机会去西方旅行，因为研究所里只有24 位学者有此特权，能够以旅行高干(指获准前往西方旅行的领导阶层)的身份离开民主德国。

　　1988-1989 年研究所取消了名额限制，于是有更多人出国，其中一位获得许可踏出国门的就是约阿希姆-绍尔(Joachim Sauer)博士。1986 年默克尔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首度提及他的名字，15 年之后嫁给了他。

　　默克尔继续使用其他方式满足自己浓厚的旅游兴致：她通过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FDJ)管辖下的青年观光客旅行社申请到波兰的签证，甚至还拿到团结工会的反共运动文宣材料—这可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因为波兰从1981 年起，就实施军法并且封锁边境。当年科学院的同事后来都说，政治是他们上班时的热门话题。即使国家安全部到处都有耳目，但学者们显然明白自己的地位特殊，因此容许自己冒险。

　　默克尔回忆说同事们非常团结，相处得很好，常常共度休闲时光，因为民主德国政府很重视同事之间维持紧密的关系。学院的交换计划使默克尔再次前往苏联，基本上只有因工作需要，而且是集体行动，她才有可能远行。至于其他人就只能眺望远方，再加上一些幻想了。10 年后，记者胡戈-米勒-佛格想知道不能去西方旅行究竟让默克尔有多心烦，她答道：“今天我仍不禁自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尤其是在柏林。”

　　从西边回望东边

　　从孩提时期开始，默克尔就有一套应付困境的办法：比较。凡是和这位年轻女士共事过的人，都提过她凡事都会以比例为基准，一定要进行比较。她今天仍在使用这套方法。欧债危机期间，她在欧洲议会摊开她的“恶名昭彰”的图表，请在座者把比较曲线当成危机的征兆。默克尔会比较制度、政治程序、解决方案，正反模型始终在她的脑海中共存，经由智库检测再产生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