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逐渐扩张的今天，凤凰男们则开始被打上“敏感”、“功利”、“直男癌”的标签，成为验证“门当户对”这一婚姻观念的最好证明。“凤凰男”这一带有污名性质的新名词体现的是这些社会阶层分化下农村精英分子跨越阶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压力，也折射出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以及对农村所依然携带的镌刻在凤凰男身上的封建残留的抵抗。

“凤凰男”的污名化

-阶级分层的产物-

其实，按照定义来说，“凤凰男”自古有之。在科举时代，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乡村知识分子就是凤凰男的典范。其上层可以出将入相，甚至可以创立新王朝成为布衣天子；中层可以科举入仕，成为封建王朝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下层可以作为地方乡绅或富商大贾，教化百姓或致富一方。由于封建社会农村人口接近90%，“凤凰男”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封建社会的中流砥柱，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

在改革开放以前，“凤凰男”还并不是一个被众人唾弃的身份。当时，随着城乡二元户籍体制的不断强化，城乡差距及体制内外的社会地位、收入、福利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的城市化意愿不断增强。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导致就业抑制，甚至难以解决城市自身劳动力增长的就业问题，导致规模庞大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在这一阶段只有少数幸运的农民子弟通过推荐以工农兵大学生或招工、部队提干转业的方式进入城市，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凤凰男”。由于强调阶级出身，这样农民子弟反而获得政治资本优势，因此凤凰男成为中产阶级家庭联姻的抢手货。

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少数农村精英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城市体制内就业成为城市居民意外，还有不少农民子弟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通过经商、开工厂或进入外企成为白领而进入城市。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