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响铃发现，在自家这条胡同的8号院办了一个“流氓学习班”。在里面受教育的有两个女流氓，一个外号小耗子，另一个小名叫二丫头。至于她们的流氓行为，就是跟男的在一起鬼混。像这种情况，每天都要按时到学习班，有警察看着。这让牛响铃也不免暗自紧张，同时庆幸自己没有被抓住和男的鬼混。

与大人们在政治方面的惶惶然不一样，她记得那几年在男女这个问题上受得惊吓最多。因为学校动不动就组织批斗大会，很大的会场，一下子从卡车上押下来好多男生，都剃着秃瓢，押到台上一痛批斗。而坐在底下的所有好学生坏学生，男生女生，都同样经受着相当大的震慑。

其中最恐怖的是批斗女流氓，那些散着头发的女流氓，跟男流氓一块儿在台上被批斗被公审，被宣布判刑，所有的女生都吓得面色异常。

凡是经历过的人大抵不会忘记，每当入夜之后，在一些城市的街头和公园，总有戴红袖箍的人拿着棍棒和手电筒出动，专门去抓那些隐蔽处偷情的可怜男女。

被性禁锢的不仅是青少年，其实成年人也不例外。社会学家潘绥铭说起这么个例子：我夫人的一个同事就是啊，她结婚的时候穿北方的秋衣秋裤，还把底下的裤口扎住。结果新婚当晚丈夫就撕啊扯啊，第一天就是没弄成。第二天她跑到派出所告状去，说男的耍流氓。那位民警听明白他俩的关系以后，也很会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他怎么对付你，你也怎么对付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