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庆龄为什么没提出葬于中山陵这个问题，曾受党中央委托全权负责安排宋庆龄后事、并与她有世交称她为“叔婆”的廖承志说：“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的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据宋庆龄的秘书李云回忆，宋庆龄曾对她说过：“孙先生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应该去沾他的光。”

在病重时，宋庆龄特向守护在身边的沈粹缜和保姆钟兴宝交代：“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就去上海，去我父母安葬的万国公墓。他们旁边共有六个穴位，希望我们姐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着父母。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陪着父母了。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

宋庆龄的一生，和她最后的决定，表现了她的忠诚、她的谦逊。她一生始终不渝地怀念孙中山，但她从来没有想从“孙中山夫人”的身份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她为了这个身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有研究者认为，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年过80岁之际，宋庆龄曾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述说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投奔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并与他举行婚礼的事：“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去，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来。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而当国民党中有人竭力否认她的孙夫人地位时，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宋庆龄传》的作者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文革”中，她父母的墓地遭到严重破坏，后来经总理参与才得以修复，这也许更促使她想要永久地陪伴在父母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