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原则和政策限制的畸形的权力，和性别歧视文化，都是成因，也都是可以寻求改变的地方。

　　先说性别歧视文化：如果一位女考官，因为某个男考生“声音太过洪亮，嗡嗡嗡听得头晕”，或者“身材太健壮，还有汗味，让人分心”等原因，大叹自己“也是个人啊”，“根本不记得问了他什么问题”，“不记得他回答了什么”，导致对方落选，一定会被公众舆论一边倒地斥为“不够格”，“不配做考官”，甚至上升到“女人就是不配做考官，太花痴太情绪化”的地步，而男性这么说，却容易收到“怜香惜玉真性情”的评价。这是性别歧视的文化的双标：男性要的不是“做个人”的权利，而是“做个特权人”的权利。

　　性别歧视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人很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女权议题。移风易俗，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性别歧视本身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改变，有某种决定权的上位者，可以因为性别偏见而不录女生，也可以为了剥削女性性资源而录取女生，选择前者时可以用后者撇清，反之亦然，甚至可以因为“你太美会让别的同学分心所以不能录取”来拒绝，解释权都在权力本身，而没有原则限制，当事人也不用为自己的歧视言论和行为付出任何代价。

　　而我想要补充的是，就像@老晴表妹所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在公共领域发出不当言论并妨碍机构机会平等的这些人，付出实在代价，这种糟糕局面才有可能改变。”

　　如何限制畸形的权力？我要说到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其实质是务实妥协的产物，完全不是普遍以为的“极左圣母”，而是相当保守的一种平权策略：和“实质正确”相比，你要“实质正确”，就免不了“诛心”，“审查”，“狠斗私字一闪念”，而“政治正确”，却限定了对歧视进行追究的范围，你可以自己想，也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贯彻，但在工作场合，需要符合该单位的条款，不能有歧视的言行，也就阻止了此类想法的回荡和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