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说明“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你到学校考试/单位应聘，面试官是个性别歧视者，这你没有洗脑超能力你就改变不了。如果学校有“政治正确”的反歧视政策，他仍！然！可！以！拒！收！你！但他不能公开在评估里这么写，因为你胸大/胸小/太丑/太美/是女人不行/女人应该早嫁人所以不录取是为你好，他必须绞尽脑汁找出其他合理的拒收理由，比如你专业课成绩差，面试表现不佳等等，那么，这就给日后调查投诉调查提供了依据，比你专业课，面试表现更差的考生，是否被录取了？如果被录取，此人就会被追责，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同时，他也不能公开和其他性别歧视者一起发表此类偏见，否则也有被追责，被追问其职业能力的风险。如此，性别歧视的受害人范围就被控制在最少，而且有据可依，可以投诉。而现在，性别歧视话语和行为大范围震荡，反馈，认同的群体把这当作金科玉律，要求面试者和求职者来适应，或者被迫出卖色相，或者在“女人就是不行”的偏见下无从反驳追究，这就是同样有性别歧视文化，有“政治正确”和没有“政治正确”的区别所在。

　　有人把这种限定当作对歧视者言论自由的侵犯，但乔木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学，他在海外时，私生活中歧视，受到美国言论自由的保护，你只有鄙视，无法奈何他，但他如果是大学的教职员工，就不能说这样的话，也不敢说，说了会有巨大的麻烦，因为那并非言论自由，而是不职业，不伦理，是对单位利益的凌驾，改写和侮辱，会丢工作，职业声誉全毁。

　　最后，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除了在文化层面上要对性别歧视进行批评要限制畸形的权力，除了呼吁国家立法之外，还应呼吁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公共教育机构，制定单位内部的反歧视政策，组成反歧视的高校联盟或者协议，在机构内部“零容忍”，或许能分化出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高校，因为学校选择考生，考生也可以选择学校，如果任由乔木这样的教职员工随意滥用其手中的权力，把个人趣味凌驾于机构利益之上，那么机构将面临公关灾难，声誉受损，生源流失，长期积累崩垮的巨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