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晚，周恩来住进了机关新点——周惠年家，而非《黄慕兰自传》所说的法国都城饭点。凌晨1点，提前埋伏的特科人员看到向忠发领着巡捕房的人打开了周恩来家大门，确认他已叛变。

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24日凌晨3点即被枪决。这也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策划反击“伍豪启事”？

《黄慕兰自传》中提到康生和潘汉年两次坐车找她面见周恩来。一次是向忠发被捕次日，周恩来要求黄慕兰向巡捕房有关人员花钱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她认为此举不合情理，可能暴露身份，并没有答应，“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临走前周恩来还表扬她与潘汉年配合“一上马就为党立了一大奇功！”

而据《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记载，几天后潘汉年就通过上海社会局情报人员吴汉祺拿到了向忠发的口供。

据《黄慕兰自传》称，1931年12月，康生和潘汉年再次开车接黄慕兰去见周恩来，到后两人离开。周恩来先是表扬她成功营救关向应，又说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四处造谣周恩来已叛变自首，问她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办法替他辟谣。黄慕兰提出可由陈志皋律师代表他用“伍豪”的笔名发一则启事，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

对于这两处描写，沙青青认为“可信度很成问题”：“以她这个层级的身份，周恩来在当时不太可能冒风险与其见面商谈。从组织关系上来看，也不合理，我甚至怀疑周本人与她并无多少直接的工作交集。”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马长虹也曾公开撰文称，“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