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伍豪启事”事件，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等人均曾发文批驳黄慕兰说法的漏洞：

首先，周恩来于1931年12月21、22日，由中共中央交通局人员护送从上海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粤赣苏区，而国民党方面炮制的“伍豪启事”是在1932年2月16日起在上海各大报纸陆续登出的，“周恩来对于处置‘伍豪启事’的全过程既没参与，更不知情。”

其次，策划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不是黄慕兰，而是上海临时中央。继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报辟谣声明后，中央特科设计利用公开报纸作出反击：先是在《申报》登出一则间接辟谣的广告，之后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后来陈志皋出面找了法国律师巴和完成此事。

国民党的这则“伍豪叛变”启事，在“文革”时曾被“四人帮”利用以诬陷周恩来。吴持生曾愤怒地指出，黄慕兰自传中的这段描绘，恰好“伪证”“伍豪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未进苏区，“不正是‘四人帮’之流如饥似渴，难以寻找的诬陷总理最好的‘证言、证词’吗？”

“奉命”脱党成婚？

“奉命”脱党成婚，是《黄慕兰自传》中更为人指摘的说法。

1933年5月，潘汉年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此前一年，因世界与中国社部分成员被捕，黄慕兰与陈志皋等人前往杭州暂避风头。

黄慕兰自传称，她回到上海时，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他原先的岗位由刘伯垂同志继任”。陈志皋1933年向她正式求爱，当时贺昌还在苏区（1935年3月牺牲），她迟迟未予答复，直到刘伯垂夫妇极力促成这桩婚事。

刘伯垂夫妇声称，“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强调其与陈志皋结合有利于掩护身份，绝对合乎工作需要，并承诺将向中央证明此举不是私自的无组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