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慎重考虑了“组织上的意见”，最终应允陈志皋的求婚，于1935年5月举办婚礼。黄慕兰自传中还提出，这门婚事在1938年得到了刘少文代表周恩来的批准和认可。

不过，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等人均质疑刘伯垂是否接替潘汉年“单线联系”黄慕兰。

公开资料显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垂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前往日本，次年回国隐居于上海。1933年5月，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准备反蒋抗日，派去与中共联系的人正是刘伯垂。“福建事变”后，刘伯垂赴闽，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该政府被迫解散后，刘再度返沪。回到上海后，刘伯垂并未谋事，他肝病缠身，生活清苦。1936年秋天，刘伯垂在上海病逝。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薛钰撰文介绍，在康生、潘汉年离开上海后，特科后期工作由武和景、欧阳忻、刘子华相继主持。

孙晓村也否定了黄慕兰的说法。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在杭州期间，陈志皋与黄慕兰已经开始恋爱，他还劝黄慕兰只做工作，不要与陈志皋谈恋爱。

“我反对他们恋爱，因为黄定慧（即黄慕兰）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意。但由于陈志皋不顾一切做营救工作，两人情投意合。陈介卿在春天病故，陈志皋守丧之后，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孙晓村在上述文章中称。

吴持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曾提及戚元德的一份原始回忆材料，注明黄慕兰“是大革命时代党员，曾为党做过有益之事，后因其作风等事端屡教不改，违犯秘密工作条例等原因，经恩来同志决定与其切断组织关系。”

“她脱党后，也未发现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问题，继续还做过一些对党有益的事，是我们的朋友、革命的同路、同情者，不是敌人、坏人。”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曾这样对女儿吴持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