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沙青青长期关注民国史及特情研究。

在他看来，单从在互济总会任职一点无法论断黄慕兰的特科身份，现阶段也没有公开档案资料证明其与潘汉年的关系，“当时中共内部对她的身份熟悉者并不少，亦不可能真正做到所谓‘单线联系’。”

“互济会并非中共的核心机构，更不是秘密部门。”沙青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互济会属于中共的外围组织，也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中共成员的确可以借此组织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但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中共在工人中的影响力。

沙青青称，事实上，1931年9月，江苏省委就曾明确发文批评互济总会及上海市互济会的工作，指出其“机械地将救济工作看成发展组织的唯一出路”，不重视群众运动和宣传，因此甚至“形成了收买的工作方式”。

交通员？

1931年5月，贺昌请求到中央苏区去打游击，被批准。黄慕兰要求与贺昌同行，贺昌没有同意，还请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做她的思想工作。

据《黄慕兰自传》描述，戚元德将她请到家里劝她，还提出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了，希望她设法营救。黄慕兰在书中称，这是“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日后其子女回忆，营救关向应正是母亲最喜欢向他们讲述的故事。

营救开始前，吴德峰夫妇俩安排她住进一个白俄公寓，那里是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房租和伙食等费用都由党组织支付。“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上半高跟鞋，戚元德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这一切都是戚元德亲手操办的。”书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