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持生介绍，隐蔽战线的“情报保卫”与“机要交通”工作在上海时期直属中央政治局，最早分别由“特别任务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和“交通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吴德峰、余泽鸿组成)筹备组建成立“中央特科”、“中央交通局”，两个秘密工作机构平行存在，独立操作、垂直领导，相互间工作往来由周恩来统一领导协调，严禁工作人员间横向交错私自往来。

“如果黄慕兰属特科潘汉年领导，她即不是吴德峰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交通局成员，为何她的思想工作及参与营救关向应等工作安排一切都由戚元德经手操办，戚元德还能直接把她请到驻机关的家中？这在当年隐蔽战线秘密工作中是严禁的大忌。”吴持生说。

在吴持生看来，《黄慕兰自传》中描述的情节恰恰显示，黄慕兰实为吴德峰领导下的交通员。这一点也是吴德峰、戚元德夫妇确认的。

多年来，吴持生一直在整理父母的回忆录和工作手稿。据其父母的回忆录，吴持生认为，营救关向应一事的关键环节是拿回英国巡捕房同时搜去的一箱文件，确保不暴露关的身份、泄露党的重要机密。

这项任务是由陈赓出面请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化名杨登瀛）完成的，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高层的重要线人。在鲍的推荐下，特科派出精通多国语言的刘鼎前去巡捕房帮助鉴别文件材料，并设计将机密文件“调包”。

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也曾向媒体记者回忆上述事件。其称，鲍君甫和刘鼎将“假文件”交还巡捕房后，鉴定文件为“学术研究资料”，而被捕者是一位“激进学者”。巡捕房由此相信关向应不是政治要犯，将他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此后，鲍君甫又利用内部关系多方斡旋，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被保释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