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特科除陈云、潘汉年、康生领导外，固定人员很少，行动科从事暗杀叛徒，工作人员相对多些，情报科则只有几个人，多的是由潘汉年临时联系调派一些人，参与处理具体的任务。黄慕兰应属此类，其组织关系在互济总会，并不属于潘汉年直接领导。

尹骐始终对黄慕兰的命运怀有几分悲悯：“当时不管党派她去做什么，她都表现得很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黄慕兰自传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赵子柏。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黄慕兰从秦城监狱出来就拿起了笔。她总共写了六个版本的传记，其中最长的自传是为党组织写的，至今仍遵守纪律不公开。

率先发现向忠发叛变？

就在黄慕兰接近赵子柏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向忠发在法租界被捕事件。

《黄慕兰自传》中提到，1980年4月，邓颖超秘书杨荫东曾嘱咐她再写一份有关发现向忠发叛变前后经过的材料，“因此事党内长期未公开过，而我是最早发现报告党组织的当事人，理应补述当时情况留存中央存档的。”

有媒体据此报道，“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并未提及黄慕兰有无“率先”向潘汉年汇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书中仅写道，潘汉年接到中央指示，要求黄慕兰立即约见赵子柏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重金请他向租界巡捕房当局疏通，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引渡要求。但由于负责出面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强硬态度，行动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