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应该有很多渠道能获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黄慕兰自传有点夸大（个人作用）。”尹骐认为，许多历史事件，各人说法不一、没有旁证，很多细节确实很难确定。

事实上，黄慕兰在咖啡馆“偷听”到的消息，也是别人有意传达的。这个人是时任法租界巡捕薛耕莘。据其本人向媒体记者回忆，当他得知向忠发被捕、即将出发指认领导人住址，对其行径不齿，就让同在巡捕房做翻译的同学曹炳生赶紧把消息透露出去。

在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中，有一幕就是周恩来边理衣箱边对邓颖超说：“黄慕兰来电话说，法捕房薛耕莘通知，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

薛耕莘后来官至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成为法巡捕房华人最高职位者，与潘汉年、李克农等地下党元老多有往来，一直暗中帮助共产党人。

而孙晓村在《我的回忆》里也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陈志皋的父亲那天突然回家告诉陈志皋，让黄慕兰找孙晓村报信，法租界抓到共产党头目向忠发。他们还准备请法国律师设法营救。黄慕兰筹了一皮箱的钱，正要送去，陈父又派人来信说不用送了，向忠发已倒向蒋介石，供出了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并带人去捉。

根据吴德峰等多方回忆材料证实，其实周恩来对于向忠发被捕也早有准备。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怕向忠发出事，让他暂时与自己同住，并告诫他不准外出与姘头会面。6月21日晚，向忠发夜宿旅馆未归（隔日早上被暗探抓捕），周恩来立即提高警惕，按照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发出危险信号，通知所有有关人员疏散转移，同时派人寻找向忠发下落，很快查出向忠发牵连陈琮英等被捕并组织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