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英国工业史、欧洲工业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当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新京报：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新京报：但他并没有“注意一点”？

王健林：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也可能过几年，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

新京报：在王思聪眼里，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时，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讲，啥啥也不懂。

最近两年，我和他的沟通逐渐多了。另外，他也开始做生意了，认识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

王健林：严父多一些吧。